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燕赵文化的“精气神”

胡小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
 

引言

“燕赵”是“战国七雄”中燕、赵两国的统称，大略相当于今之河北省境。从地理地貌上看，河北覆盖了从高原、山脉、丘陵、沙漠、平原到沿海的各种地形地貌，跨越北纬35°~40°传统游牧与农耕文明的分界线，曾经融汇了古往今来多少民族。这也直接决定了“燕赵文化”的丰厚多样。加之长期地处京畿战略腹地，文化发达，交通便捷，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曾起到重要作用。

对于“燕赵文化”应当如何概括，前人已有探索。近年河北省委政府强调“依托燕赵文化，建设文化大省”以后，又续有新作迎风展现，如杜荣泉等《燕赵文化志》、张京华《燕赵文化》等，见仁见智，各抒己见。省政协主席赵金铎亦亲自撰文《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燕赵文化》，加以倡导。遂使“燕赵文化”一语响彻河北。

“文化”一辞，本为中国古语，出自孔子《易传·贲卦·彖传》，言：

“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；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”

西汉刘向《说苑》浓缩此语，表述为：

“圣人之治天下，先文德而后武力。凡武之兴，为不服也；文化不改，然后加诛。”

晋人束皙《补亡诗》：

“文化内辑，武功外悠。”

南齐王融《三月三日曲水诗序》：

“设神理以景俗；敷文化以柔远。”

一以贯之，都着眼于基本价值认同中的教化功能及凝聚力量。

但自日本“明治维新”前后大量以“和式汉字”翻译西文典籍，用“文化”直译cultural以来，“文化”一词歧义顿生。比如填表时的“文化程度”，比如政府机构“文化部”。加之西人对于希腊语cultrual及civilizations（今日汉语一般翻译为“文明”）理解上的差别，据说上世纪末以来，中西学者已经提出了不下二百种定义。

因此辨析“燕赵文化”之源，不得不对何谓“文化”正本清源。此文对于今人谈论“文化”的非物质部分，暂以“精气神”概括，以示与不着边际的“大文化观”有所区别。

我曾在河北食饷十余年，同窗故友，旧雨新知，遍及燕赵。近年又夤缘参加了省内各地组织的一些文化活动，亲身感受到此番文化研习的拂面新风。蒙会议主办者盛意邀约，故不避谫陋，率意而言，幸望方家指正。
 

民族融汇与燕赵特色

所以首先要谈“民族融汇”问题，是因为燕赵一带长期处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相交地带上，从上古“北戎”到战国“东林胡”，南北朝“五胡”到唐宋元的契丹、女贞、蒙古，再到明清之际的后女贞，这里既弥漫过战争硝烟，又充满了熙和景明的景象。这种特殊的地域环境，使得燕赵曾经成为最先“开放改革”的地区。人们都很熟悉的赵武灵王“胡服骑射”，就是在与东林胡长期磨合中产生出来的。这项改革最先注意到不能固步自封，在保持中原文化优势的同时，也需要向周边民族学习，实为中华文明史上“开天下风气之先”者，对于中华文明影响极为深远，今天看来，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分。

五代柴荣（邢台龙岗人）是又一个富于改革进取精神的帝王。他打根底上就是个精明的商人，其重商思想或者与其曾经身为估客的经历有关。陶岳《五代史补》言：

“世宗在民间，尝与邺中大商颉跌氏，忘其名，往江陵贩卖茶货。”

《旧五代史·世宗纪》则言郭威尝以“庶事委之。帝悉心经度，资用获济。”连司马光也说他“应机决策，出人意表。又勤于为治，百司簿籍，过目无所忘。发奸擿伏，聪察如神。”他上承中唐茶瓷变“贡品”为“商品”，鼓励经商带来的社会变化，尤其是“扬州模式”带来的商业繁荣，在营建汴京（今开封市）采用的方式，不啻一次“革命”。

显德二年（955年）和四年（957年）柴荣先后颁布过两个著名的诏令：第一是修筑汴梁外城，预先规划出大批空闲之地：

“其标识内，候宫中擘画，定军营、街巷、仓场、诸司公廨院务了，即任百姓营造。”

以网罗天下客商，建成商业都会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“招商引资，官民共建”；

第二是疏浚汴河，显德四年四月：

“诏疏汴水北入五丈河，由是齐、鲁舟楫皆达于大梁。”。五年三月“浚汴口，导河流达于淮，于是江、淮舟楫始通……汴口既浚，舟楫无壅，将有淮浙巨商、贸粮斛贾，万货临汴，无委泊之地。（周景）讽世宗乞令许京城民环汴栽榆柳，起台榭，以为都会之壮。世宗许之。”

今语谓之“预留城市发展空地”，实际上后来主要成为沿河“街市”。

以今日视线观之，柴荣谕令无疑是宋代都市“重商主义”宣言。论者咸以为这从根本改变了中国都市的发展格局，梁思成曾对此特别推重，认为“显德二年增修汴河两诏，富于市政设计观念，极堪注目。”而柴荣“实为帝王建都之具有远大目光者，其所注意之点……皆近代都市设计之主要问题，其街道有定阔两边五步内种树掘井、修盖凉棚，皆为近代之方法。”赵匡胤继位以后，历代帝王都踵接延续了柴荣“重商主义”的既定方针，倘非如此，宋代经济就不可能出现黄仁宇所谓“前现代化”问题，更不可能出现宋元间中国与世界性贸易汹涌澎湃的热潮。[①]

柴荣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现象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里，早已称邯郸“北通燕涿，南有郑卫”，其间叱咤风云的巨商富贾，如“富可敌国”的郭纵、卓氏，而其中最为著名者即是卫人吕不韦。他以少年嬴政为“奇货可居”的“特殊商品”，用财帛博奕权力，终于包装造就出了秦始皇这个千年争议的，独一无二的产品。福兮祸兮？今人亦难以作出简单回答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吕不韦作为商人的投入产出比，已经远远大于现代经济学家所能统计出来的任何效益。

司马迁还用大段排比，极力铺陈了沿着这条商业大通道的各行各业洋溢着的“牟利冲动”：

“故曰：‘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，天下穰穰，皆为利往。’夫千金之王，万家之侯，百室之君，尚犹患贫，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……富者，人之性情，所不学而俱欲者也。故壮士在军，攻城先登，陷阵却敌，斩将搴旗，前蒙矢石，不避汤火之难者，为重赏使也。其在闾巷，少年攻剽椎埋，劫人作奸，掘冢铸币，任侠并兼，借交报仇，篡取幽隐，不避法禁，走死地如鹜者，其实皆为财用耳。今夫郑女赵姬，设形容，揳鸣琴，揄长袖，蹑利屣，目挑心招，出不远千里，不择老少者，奔厚富也。游闲公子，饰冠剑，连车骑，亦为富贵容也。弋射渔猎，犯晨夜，冒风雪，驰 谷，不避猛兽之害，为得味也。博戏驰逐，斗鸡走狗，作色相矜，必争胜者，重失负也。医方诸食技术之人，焦神极能，为重糈也。吏士舞文弄法，刻章伪书，不避刀锯之诛者，没于赂遗也。农工商贾畜长，固求富益货也。此有知尽能索耳，终不余力而穰财矣。”

东汉桓宽《盐铁论·毁学篇》亦言：

“司马子言：天下穰穰，皆为利往。赵女不择好丑，郑姬不择远近，商人不丑耻辱，戎士不爱死力，士不在亲，事君不避其难，皆为利禄也。”

尤其特别的是，自宋辽“澶淵之盟”，约为兄弟以后的百余年间，在界河“白沟”（拒马河）一带很快就出现了一个当年极为繁华的“边贸地带”，各种制造精良，花色齐全，品种繁多，品牌响亮的“宋货”压倒了以马匹皮毛等土特产为主的“辽货”。北宋在长期的对外贸易中形成了以瓷器、茶叶、日用品、文化产品为龙头的四大类拳头型出口商品。今人统计从白沟到辽中京（今内蒙赤峰市宁城县）间的驿路，长约1140里，有驿馆20座。其中在今北京市境内驿路约有350里，驿馆7座；在今内蒙古境内驿路约100公里，驿馆2座；而最为庞大的还是在今河北省境内，驿路约690里，驿馆11座。为了方便使者途中休息，各驿馆之间还建有一些“顿馆”。

《水浒传》中“林教头刺配沧州道”是另一段脍炙人口的故事，是因为沧洲当时也是宋辽边境的军事重镇，长期的文化交融，不仅消除了战争“戾气”，物质文化的频繁交流还促进了相互理解，民族融合。我在一本书中有所论列，不赘。

无论是出于军事冲突的紧迫，还是贸易往来的从容，燕赵地区因此兴建过许多堪称“世界第一”的巨大工程，亦可看作是这一民族磨合融汇期间的伟大创举。比如秦始皇修建横贯中原的大通道（直道），其中一条就是由咸阳东行，出函谷关（今河南灵宝县北）至三川郡（今河南洛阳市），然后东北经邺县（今河北临漳县西南）、邯郸（今河北邯郸市），再北经恒山郡（今河北石家庄市），复东北至广阳郡蓟城（今北京）。从广阳蓟城复东北，经无终（今天津蓟县）、令支（今河北迁安西）可达著名的碣石（今河北秦皇岛市境内）的公共交通工程。汉魏隋唐时沟通邯邢河流，开凿北方永济渠，利用沁水入白沟、清河和曹操开凿的平虏渠，北至涿郡蓟城（今北京）的公共水利工程，宋辽之际保定清苑的古代地道、元代京杭大运河，明代沿山海关至蓟北、燕山的长城等等，且如此集中于燕赵地区，可谓世界绝无，中国仅有，构成了一道“靓丽”壮观的风情线。

元代修筑京杭大运河，更为燕赵水系商道平添了繁忙。明代接受宋亡教训，采取“御敌于国门之外”的办法，以重兵戌边，故如何供应边镇便成为新的问题。由于河北北部及西北边境始终保持着蒙古人的军事压力，明代盐业长期实行由宋代“折中”演变而来的“开中”之法，主要内容是规定盐商必须赴边塞纳-马恩省粮，由官府酬给盐引，商人持引才能支盐营销。实已兼有元人“斡脱”制度，军队后勤由私人承包的遗意。何况邢台人刘秉忠首先采用提前规划，同步施工，短短几年间就建设起第一个“世界都市”—元大都。他的学生郭守敬又负责疏通了大都水系，建设包容回历、欧历在内的天文台，都是富于创新性的世界级工程。

晚明自清代晋商大盛，其太行山五条主要出省通道中，有三条干道经由河北，即晋东南经邯郸到达中原或大运河；晋中经井陉到达正定、山东，和晋北经飞狐口到达北京。尤其是“府见府，二百五”的中心城市网络建成以后，燕赵各城成为京城至八方的枢纽要道，其中涿州还被乾隆称为“日边枢要无双地，天下繁难第一州”。
 

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

唐代文豪韩愈有“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”一语，传诵古今。其实唐初成书的《隋书·地理志》，已言燕赵人士“悲歌慷慨”、“俗重气侠”，“自古言勇敢者，皆出幽、并”。宋代文豪苏东坡亦曾慨叹：

“幽、燕之地，自古号多豪杰，名于图史者往往而是。”

《水浒传》描述沧州牢城营时，也道是：

“门高墙壮，地阔池深。天王堂畔，两行垂柳绿如烟；点视厅前，一簇乔松青泼黛。来往的尽是咬钉嚼铁汉，出入的无非降龙缚虎人。埋藏聂政荆轲士，深隐专诸豫让徒。”

燕赵最早的“慷慨悲歌”，即是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所述荆轲、高渐离、燕太子丹“刺秦王”故事。其后又有《后汉书》卷二十九《申屠刚传》注羊角哀、左伯桃故事：

“《烈士传》曰：‘羊角哀、左伯桃二人为死友，欲仕于楚，道阻，遇雨雪不得行，饥寒，自度不俱生。伯桃谓角哀曰：‘俱死之后，骸骨莫收，内手扪心，知不如子。生恐无益而弃子之能，我乐在树中。’角哀听之，伯桃入树中而死。楚平王爱角哀之贤，以上卿礼葬伯桃。角哀梦伯桃曰：‘蒙子之恩而获厚葬，正苦荆将军□相近。今月十五日，当大战以决胜负。’角哀至期日，陈兵马诣其□，作三桐人，自杀，下而从之。’此殁身不负然诺之信也。”

此故事亦演为小说《羊角哀舍命全交》，辑入明人《喻世明言》及《清平山堂话本》（题《羊角哀死战荆轲》）。

按羊、左之墓究在何处，本为疑案难谳。后之好事者踵事附会，更添悬疑。但河北易县独有将“荆轲塔”，左伯桃、羊角哀异姓兄弟舍命全交的黑白二塔共建的遗址，可知此典在此地影响深远。又毛宗岗本《三国演义》第二十六回伪托关公答张飞书，亦言：“窃闻义不负心，忠不顾死。羽自幼读书，粗知礼义，观羊角哀、左伯桃之事，未尝不三叹而流涕也”云云，深得后人艳羡。

中国历史上忠节信义故事最为后人仿效的，便是汉末刘关张“桃园结义”故事。我尝言：

“刘、关、张、赵自青年贫贱之交，到长期转战流离，奔波分合，再到三分天下有其一的‘有福共享’，再到相继殉义的‘有难同当’，完成了全忠，全节，全信，全义的生命过程。其中体现出来的‘同心合志’，托孤寄命，临难尽节，生死与共的情谊，又令管，鲍之交逊色多矣。所以后儒为之杜撰出‘桃园结义’的情节，并在他们的盟誓中注入‘上安社稷，下保黎民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’的经世关怀，并以此作为异姓结义，君子之交的理想境界，才能发挥出持续，广泛的普世影响。”

近年亦有以民谚“京油子，卫嘴子，保定府的狗腿子”，“探讨”影视剧中“汉奸”问题。其实早在辽金之际，金世宗就曾痛骂：“燕人自古忠直者鲜，辽兵至则从辽，宋人至则从宋，本朝至则从本朝。其俗诡随，有自来矣！”（《金史》卷八《世宗本纪》下）这倒像是在骂五代冯道。只是他万万不曾料到，日后从元灭金的，恰恰正是这些“其俗诡异”的燕赵汉子。

陈寅恪探讨隋唐时“山东豪杰”问题时，曾认为：

“隋末唐初间山东豪杰之出产地，其地实为北魏屯兵营户之所在。”

金元间“燕赵世侯”何尝不是如此。中唐河北藩镇割据，已经造成营户结部曲门生以自固的传统。其实北宋戌边的世帅辅臣之中，亦多燕赵豪强，首先赵匡胤兄弟即注籍“涿郡人也”。据《宋史》各传：范质大名宗城人；高怀德真定常山人；韩重赟、韩令坤磁州武安人；张令铎棣州厌次人；高琼家世燕人；葛霸真定人；曹利用赵州宁晋人；杨崇勋蓟州人；郭逵其先自邢徙洛；王鬷赵州临城人，等等。这都是沿袭中唐以来河北藩镇格局形成的，特别是北宋时曾以真定作为防御辽军进犯的防御重点基地，因而从军者众的状况有关。北宋李之仪《姑溪集》曾言：

“中山控北虏，为天下重镇。异时选寄，皆一时之人物。”

可见河北中部之战略位置及豪杰并起之概。

自从五代石敬瑭以幽云十六州奉契丹，以河北中北部为界划为两国，以白沟为其边界出入口岸。白沟以北的居民经过辽金两代的异族统治，已经看不到燕赵“恢复”的任何希望。尤其是宋金元三国胶着混战的无政府状态，又使北地汉民失去了“效忠”任何政权的信念，不得不以“侠义”为号召，利用乡里结社的形式聚众自保。民风亦以“勇悍”著称，也正是一个类似汉末的“草泽生英雄”时代。此时由金入元燕赵豪强的代表人物武帅如定兴人张柔家族、永清人史秉直家族、藁城人董俊家族，以及文士如刘秉忠、张文谦（邢州人）、窦默（肥乡人）、王盘（永年人）、高鸣（真定人）、李冶（栾城人）、刘肃（洺水人）、王思廉（获鹿人）等，籍里相近，世为姻娅，也都是“勇武尚義”的鼓吹者。
 

文脉丰厚

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之中，“燕赵慷慨之士”还有另一重含义。即忠直敢言，不怕牺牲。如敢于争谏，尝以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”及“疾风知劲草，板荡识忠臣”惊醒李世民的初唐名相，馆陶人魏征。晚唐名相李德裕（赞皇人）贬斥崖州后，曾著有《豪侠论》，说到文士亦当“知义”：

“士之任气而不知义，皆可谓之盗矣。然士无气义者，为臣必不能死难，求道必不能出世。”

又在《近世节士论》言：

“夫名节者，非危乱不显，非险难不彰。免鈇锧、全性命者尚十无一二，况福禄乎？若使不受困辱，不婴楚毒，父母妻子，恬然自乐，则天下之人尽为之矣，又何贵于名节哉！”

这当然是对于唐末士夫专注个人得失，阙失整体价值观念的激愤之词。于是他想到了刘备与关羽、张飞，在《英杰论》中他说：

“蜀先主与关羽、张飞同卧起，而稠人广众坐，恃立终日，皆用此道，故能成功。夫御英杰，使猛将，与见道德之人，接方正之士不同也，不可以繁礼饰貌，以浮辞足言。宜洞开胸怀，令见肝肺，气慑其勇，恩结其心，虽踞洗招之，不为薄矣！禄山，夷狄之谲诈者也，非将门英豪，草莱奇杰，其战斗之气，击刺之才，去关、张远矣！”

此后燕赵文人中的豪杰志士代不乏人，如北宋元佑党人中号为“铁汉”的大名人刘安世、明末率领儿孙家人坚决抗清，阖家死难的高阳人孙承宗、一直到从容上绞架的早期共产党领袖，乐亭人李大钊。至于近世，每遇外侮，都能见到燕赵悲歌慷慨之士挺身而出，而抗日战争中燕赵处处烽烟，坚持斗争的人物故事数不胜数，更是为人熟知。

不仅如此，燕赵文化还以文脉丰厚著称于史。只是此节似乎还未引起“燕赵文化”研究者的应有关注。比如战国时期以“白马非马”命题著称的“名家”公孙龙，《后汉书》注籍为“赵”。儒家荀况亦为战国赵人。最热闹之“兵家”孙膑、庞涓及纵横家苏秦、张仪，据称俱师事之鬼谷子，只是鬼谷子籍里问题已成为纷争对象，据说已有数省十三个地区声明是他的故乡，光河南就有三处，但是偏偏“邢台说”声音微小。又如扁鹊无疑是燕赵人氏，作为诸子百家中重要的一家，直接规范和引导了中医中药学的发展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扁鹊甚至可以称为中国古代科学界孔子式的人物，但扁鹊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作用和地位，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定和确切评价，亦一憾焉。

燕赵文化的另一特点是“文脉”。儒家体系首推西汉“独尊儒术”的衡水人董仲舒。此一渊源流传至初唐，与颜师古、贾公彦共撰唐代科举标准答案《五经正义》的孔颖达也是冀州衡水人，不谓无因。

明末清初，理学“燕赵学派”初现端倪”，著述颇丰。如孙奇逢（容城人）学本陆九渊、王守仁，与李顒、黄宗羲并称“清初三大儒”，著有《理学传心纂》、《理学宗传》、《夏峰先生集》等；又傅维鳞（灵寿人）著《明书》及《四思堂文集》；谷应泰（丰润人）著《明史纪事本末》；魏裔介（柏乡人）著《圣学知统录》、《知统翼录》及《兼济堂文集》；王余佑（献县人）学本王阳明，讲求经世致用。能诗，有《五公山人集》；尤其重要的是颜元（博野人）著《四存编》、《四书正误》、《朱子语类评》等；李塨（蠡县人）著《大学辨业》、《论语传注》、《周易传注》、《瘳忘编》等，独辟蹊径，经史兼修，为当时之独立学派。

正因为文脉深厚，冀州学派才会对纪昀（字晓岚，献县人）、张之洞（南皮人）等名臣发挥持续影响。

清末民初，西风东渐，燕赵亦为得风气之先的地区。尤其是在创办新式教育方面占尽先机，故能培育出李大钊（革命家，乐亭人）、张申府、张岱年兄弟（哲学家，献县人）、杨秀峰（教育家，迁安人）、刘仙洲（机械学家，完县人）、王重民（文献学家，高阳人）、冯至（外国文学专家，涿州人）、王桐齡（民族学家，任丘人）等一批精通中外的著名学者。

上世纪50年代以后，由于体制等多重原因，河北的教育、文化竞争力开始大幅下滑，70年代以后更为明显。而对于“燕赵文化”的整理、发掘，研究工作，也长期陷于停顿。80年代改革开放风潮大起后，不论出于何种动机，其他省区犹有振发地域文化之意。在这个大背景的映衬之下，燕赵滑坡之势愈加显豁。90年代后，不但教育毫无优势可言，文化产业更不值一提。的确值得主其政者深长思之。

“燕赵文化”是中华文化是精髓部分。当然，如何抢救整理，研究阐发，弘扬发达，绝非一时之想，一日之功所能奏效。尤其是振奋“慷慨悲歌”，忠义相尚的“精气神”，尤非“产业政策”所能克日竟功的。愿燕赵子孙及所有热爱“燕赵文化”的人士倾情关注，假以时日，期待她能够复苏，发芽，成长，壮大！

[①] 笔者另有提交2002年珠海陈乐素诞辰百年暨中国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《试论宋代的“江湖社会”》详论此节，载《宋代历史文化研究（续编）》，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。